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历史性跨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蕴含着理论创新的巨大动力、活力、潜力。国际关系研究既属于理论研究范畴，是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也关涉一国外交政策的制定。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建构与两个大局相匹配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为理解和应对国际形势变化提供中国自己的理论框架？立足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如何把实践命题深化为理论课题，进而回答好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围绕这些问题，《人民论坛》杂志社邀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学勤讲座教授、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进行交流。
中国和西方的国际关系经验不同，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
《人民论坛》杂志社：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已成为学界研究热点。就国际关系学科来说，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有哪些现实背景？
郑永年：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以来，这一命题已经成为理论界、学术界的关注焦点和研究重点。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也是几代中国学人的夙愿。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前无古人，为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经过多年发展，中国从积贫积弱的落后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世界舞台上具有强大国际影响力的负责任大国。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又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这种情况下，迫切需要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
从历史与现实看，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拥有悠久和丰厚的实践经验。中国拥有数千年不中断的文明史及丰富的外交实践，有近代以来被帝国主义侵略的惨痛经历，有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各个领域的成功经验。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实践经验概念化理论化体系化，不仅可以产生各种不同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论，而且可以形成真正能够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的理论工具，用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为国际学术界注入强劲的发展动力。
《人民论坛》杂志社：在实际建构过程中，学者面临着哪些挑战？
郑永年：首先是在思维方式上，仍有学者有意无意地生搬硬套西方思维方式或者西方理论解读中国实践，而没有充分考虑中国实践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已经培养了规模可观的国际关系研究队伍，也产出了越来越成熟的理论成果。曾经，西方几种国际关系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一度在国内学术界盛行。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学者自主意识增强，这种现象有了很大改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新时代以来，我国广大学者意识到，不能照搬西方理论来阐释和总结中国的国际关系经验，而要从中国的历史传统出发进行自主创新。正如西方学者往往从古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来寻找思想源泉一样，国内一些学者也试图从中国古代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来寻找灵感。从那时到近代，中国拥有丰富的处理国家间关系的经验。总结中国的经验很重要，但过程并不容易，至少有两个重大问题需要解决。
其一，在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时，需要避免以西方的思维方式来分析中国经验。中国古代的一些历史经验，被有些人拿来当作验证西方概念和理论的案例，看似有学术创新，实际上是“西方概念、中国材料”“西方命题、中国案例”。这样的研究表面上中国是主体，但无法形成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原创性概念和理论。
其二，国际关系是现实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和古代中国所面临的环境差异很大。中国古代的知识经验可以借鉴，但很难帮助我们建立能够完全解释现代国际关系的知识体系。西方学者借鉴古希腊城邦国家相互交往与战争的历史经验，主要是为了探讨国际关系的本质，因此他们借用的是霸权、权力、联盟等对其有用的一些概念。
《人民论坛》杂志社：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其重要意义体现在哪些方面？
郑永年：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在西方国家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之上，能够解释西方经验，但无法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很显然，中国和西方的国际关系经验并不相同。实际上，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或几个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也不存在一个或几个可以拿来就套用的国际关系理论。即使西方国家之间，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也是不尽相同的，尽管其在文化方面有类似之处。再进一步说，即使是欧洲国家之间，各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侧重点也是不一样的。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既建立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经验上，也传承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至少具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在周边外交、大国外交、区域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等领域，中国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经验，需要全面总结和提升凝练为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可以为世界理解中国的国际关系实践和外交政策提供方法。少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外交理念认识不清，甚至故意歪曲误导，这就更需要我们向世界提供认识中国的正确方法。如果我们不能向世界提供能够解释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的概念和理论，世界就难以准确理解中国。
地缘政治既影响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实践，也塑造这个国家关于国际关系的概念和理念
《人民论坛》杂志社：从西方国际关系概念和理念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看，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郑永年：地缘政治是一个关键因素。地缘政治既影响一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实践，也塑造这个国家关于国际关系的概念和理念。近代国际关系的产生，可以追溯到欧洲。欧洲的地缘政治，深刻影响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实践和国际关系理论。
欧洲的国际关系建立在主权国家之间，主权概念既决定近代主权国家的内部构造，也决定国家之间的关系。强调法律地位的主权平等是欧洲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为什么讲平等？主要是近代欧洲没有产生一个超级大国，主要国家间力量相当，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主宰另外一个国家。正因为事实上的比较平等，欧洲国家在处理关系时才会强调平等，而这种平等又通过国际法体现出来。
欧洲国际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家间的联盟政治和权力平衡。确立国家间的主权平等原则，并不是说它们不会面临国际关系现实中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困境”，即出现追求私利的主权国家，会对另一个国家构成威胁。所以，国家间的结盟成为重要策略，通过结盟来防止另一个国家或者另一个国家同盟的威胁。两个旗鼓相当的国家集团，才能构成相互制约。
欧洲国际关系的第三个特点，是海洋扩张战略，这与地缘政治密切相关。很多欧洲国家是沿海国家，熟悉海洋，但内部资源又非常有限，这促成了这些国家走海洋发展战略。
《人民论坛》杂志社：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实践是怎样发展的？是否也与地缘政治相关？
郑永年：从概念上说，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深受欧洲影响。但实际上，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欧洲差别很大。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基本上是由移民到美国的欧洲学者创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成为霸权国家和维持霸权的能力，也与其所处的地缘政治密切相关。
在多数情况下，美国与欧洲以及欧洲国家之间缺少直接的、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这个因素很重要，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能够成为西方国家的领头者。很难想象，如果美国位于欧洲，欧洲国家还会接受美国的领导。欧洲各国之间力量旗鼓相当，很难有一个国家建立绝对的霸权。在所有大国中，美国地缘政治环境相对简单，有两个主要陆地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美国成功地建立起以自身为中心，并且能巩固其地位的北美自由贸易区。
《人民论坛》杂志社：除地缘政治因素外，美国维持霸权还有什么重要手段？
郑永年：第一个是市场经济手段。市场不仅整合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关系，更减少了维持盟友关系的成本。用经济手段来维持同盟，要比用政治和军事手段显得“软”性，更容易为其他国家所接受。第二个手段是向其他国家“征税”。相对简单的地缘政治环境，本来就使得美国有能力拓展其国际影响力，具有影响国际经济贸易体制的能力、美元是国际货币、自身是消费大国等因素，使得美国具备向其盟友甚至他国“征税”的能力，能够迫使其他国家承担和分摊维持美国霸权地位的成本。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反映的是上述事实，是对美国的国际地位和行为方式的论证。无论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这些理论内部的各种变种，如霸权稳定论、民主和平论等，都是对美国国际关系实践的直接反映和辩护，并不是国际关系的一般规律。
实际上，近代以来，不少国家都以自己为中心构建区域秩序或者国际秩序。客观地说，从国家实际条件出发构建区域秩序或者国际秩序，也是比较现实的策略选择。但这里需要指出两个容易出现的认知错误：一是认为自己国家是文明的，而其他国家都是野蛮的；二是在制定和推行外交政策时，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表现为本国优先，尤其是极端自私的外交行为。如果这两种认知错误大肆推行、转化为实践，是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
《人民论坛》杂志社：从历史上看，地缘政治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郑永年：在传统社会中，中国没有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概念和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处理国际关系的政策和经验。从当时的政策可以明确看出，中国的对外交往行为也受到地缘政治影响。从边疆到周边再到世界，这是中国传统的国际关系思维次序。中国传统地缘政治最主要的关注点是边疆问题。围绕边疆问题，中国传统地缘政治对中国外交的影响，主要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强调以维护自身和平为目的的防守。这个特点较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修筑长城以防御外敌的进攻。历史上，中国并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那样具有扩张性的外交战略。
二是强调陆地国家内部统一。尽管中国有很长的海岸线，也很早发展出先进的航海技术，但是并没有转化为发展海外关系的动力。郑和下西洋能够说明这一点。古代中国没有成为一个依靠海洋发展的国家，不是因为缺乏能力，而是因为当时的政策选择。实际上，中国并不是被陆地“锁住”的国家，而在政策上作出这样的选择，也是受地缘政治影响。中国周边有那么多国家，正是因为被众多国家所包围，为了处理边疆问题，周边外交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的重点。处理边疆问题始终是中国传统外交的主要方向。
三是具有开放色彩的朝贡制度。近些年，学界对朝贡制度的研究比较多。有学者认为朝贡体系表明古代中国只想要其他国家表面上的服从，没有向外发展自身的实力。这是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影响下的一种误解或曲解。实际上，古代中国强调的是“贡赋”概念，而非“朝贡”。“朝贡”是西方学者强加给中国的说法。如果用现代的概念看，“贡赋”体系更像现在的“单边开放”。外国使者向中国朝廷献上礼品之后，可以从中国皇帝那里获得价值更大的礼物，并且往往获得在中国经商的权利。需要强调的是，朝贡制度的形成也与地缘政治有关，是古代中国为了稳定周边环境的制度设计。
不管人们对中国传统外交如何评价，这种外交维持了数千年。古代中国的边疆治理以及周边和区域外交，是相当成功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其他各种形式的帝国都发生复杂的演变甚至解体，而中国一直大体上保留了传统疆域。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很多人强调文化因素。文化固然重要，但文化因素又是怎样起作用的？中国能够在漫长历史进程中造就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文化，这一事实本身就和地缘政治相关。在世界历史上，很多帝国只顾向外扩张，而忽视了内部的文化建设，因此缺少内聚力。
形成能够科学解释和预测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的自主知识体系
《人民论坛》杂志社：如何把握当代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崭新定位？
郑永年：随着当代地缘政治条件改变，国际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与中国大国地位相适应，习近平外交思想提出一系列处理国际关系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创新。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深刻洞察人类前途命运和时代发展大势，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推动全球合作、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并创造性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反映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定位。
在实践层面，中国和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双方已全面完成自贸区3.0版升级谈判；上海合作组织自2001年成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长为26国参与、在50多个领域开展合作、经济总量接近30万亿美元的世界最大区域组织，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日益增强；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全球融资治理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等等。这些实践表明，中国所倡导的真正的多边主义、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文明交流互鉴等主张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
《人民论坛》杂志社：新时代中国外交有哪些鲜明特色？
郑永年：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表现出以下特色。
一是大国外交。习近平主席指出：“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大国肩上都承担着特殊责任。中国致力于推进大国协调合作，期待大国和睦相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外交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发展同主要大国的关系。大国外交很重要，因为它影响国际秩序的构架。中国要履行推动全球治理变革的责任，就必须参与大国外交并且成为重要一员。今天，中国同包括俄罗斯、美国、法国、印度等在内的所有大国都频繁交往互动，不仅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是为了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二是发展外交。习近平主席指出：“走在前面的国家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中国外交表现出发展外交的鲜明特色。发展外交主要是指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近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掠夺发展中国家资源，把发展中国家当作原料产地和倾销商品的市场，造成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自身。更为严峻的是，个别西方国家发展起来之后，就把自己爬上来的梯子抽掉，阻碍发展中国家获得平等发展权利。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发展新机遇，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我们深刻认识到，如果一些国家发展，而另一些国家不发展，那么世界经济是不平衡的，国际社会就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中国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主张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注重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谋求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促进共建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三是开放外交。开放已成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的鲜明特点。开放外交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真正的多边主义。某些国家宣扬的多边主义本质是排他性的、专门针对第三国的“团团伙伙”，中国践行的真正的多边主义是开放包容的，不针对其他任何国家，而是致力于解决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第二个层面是制度型开放。规则和标准，都是国际秩序运行的制度条件。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发展大潮，在规则对接和制度型开放方面迈出坚实步伐。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第三个层面是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给予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不断以更高水平的开放推动世界发展。实际上，无论在哪个层面，中国的开放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向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有效途径。
《人民论坛》杂志社：立足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沃土，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这个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应当怎样开展？
郑永年：建构中国自主的国际关系知识体系的实践基础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从传统到当代的创造性转型。
第一，需要重新认识和阐述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传统智慧。比如贡赋体系，这一体系能够存在和发展数千年并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从理念看，这是一种道德现实主义，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实践表达，既承认大国的责任，又兼顾大国本身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能够长期维持辽阔的疆域，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贡赋体系是一种具有高度伸缩性的区域和国际秩序体系。
第二，正确认识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的圈层结构。前面所述中国古代从边疆（陆地边疆和海洋边疆）到周边再到世界的次序结构，在当代获得了创造性转型。如果圈层结构强调的是国家安全，那么当代中国的全球观和国际观反映的则是更大范围的国际交往，并且无论在周边还是国际，中国坚持的国际关系原则都是一样的。
第三，不干预主义。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以来，中国从不主动干预其他国家事务。个别西方国家干涉他国事务的结果是，被干预国家无法形成自主的秩序，而当国际力量对比出现变化时，这些国家就可能出现无政府状态。干预主义，是西方一元主义价值观的直接反映。中国践行的是真正的多边主义，寻求和各国打交道，但从来不会主动干预当地秩序。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相处数千年，从来没有把哪个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近代以来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使中国的不干预主义不仅延续，并得以强化。
第四，接触与自治。中国从来不是西方所说的那种孤立封闭的国家。相反，中国对探索世界深感兴趣，否则就不会有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也不会有今天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倡导达则兼济天下，和世界接触，传统的主题是“和气生财”，当代的主题是共同发展。中国强调自己的自主和自治性，也尊重他国的自主和自治性。尽管主权这一概念产生于近代西方，但就其本质而言，中国对外交往的诸多传统实践已经体现了主权的内涵和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获得发展，也保持独立，这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中国的追求，也是中国对其他国家奉行的原则。
第五，对外开放与生生不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对外开放，不是要一家唱独角戏，而是要欢迎各方共同参与；不是要谋求势力范围，而是要支持各国共同发展；不是要营造自己的后花园，而是要建设各国共享的百花园。”在所有存在过和现存的几大文明中，中华文明彰显着鲜明的开放性。开放不仅表现在物质层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中国人深知，只有在开放的状态下，自己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在开放状态下，中国才可以兼济天下，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自己好了，其他人也好；其他人好了，自己可以更好。这是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和外交实践展现出来的风貌，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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